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主持陆家嘴论坛“深化金融与防控金融风

  原标题: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主持陆家嘴论坛“深化金融与防控金融风险”全体大会(文字实录)

  今天开幕的第十届陆家嘴论坛上,一场名为“深化金融与防控金融风险”的全体大会邀请到了国内外多位重量级嘉宾发表观点并参与了问答,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外汇外管局局长潘功胜,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执行董事Megan BUTLER,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大学大卫洛克菲勒荣誉讲席教授Lars P.HANSEN,美国里士满储备银行前行长KER,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以及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MIT讲习教授王江。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燕青担任本次大会主持。

  杨燕青:欢迎大家回来,我们这一节讨论的题目是“深化金融与防控金融风险”。当然也是和刚才讲到的题目会有所关系。我们大家会看到,今天我们这个对话是我在过去N多年在全球和中国主持过的一个最大的对话,它不仅最大,而且这个对话非常、非常强,所以我想我们这一节应该会给大家贡献出多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

  我们这一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第一是围绕金融风险,第二。我们知道今年是金融危机的十周年,全球是在金融危机十年之后终于恢复了增长,我们讲我们已经全球复苏了。但是还有很多、很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今天上午周小川行长给我们列出了十大问题,这十大问题确实到今天为止和今天很多风险缠在一起。比如金融作用越来越重要,金融的顺周期这整体是一个金融周期的问题,第二,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没有解决,第三,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到目前有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有所推进,但是全球依旧没有答案。第四是,我们的财政空间在逐渐缩小,全球债务依旧在很高的水平,第五,我们习惯了宽松的货币,目前还有很多宽松的后遗症。

  在这样一个大的十年的背景下,全球正在一个新的未来,在新的未来全球主要央行开始加息,我们知道在今天早晨凌晨两点美联储今年第二次加息,他们也将今年可能加息的次数从3次增加到了4次。今天晚上8点45,ECB大致可能会决定说他会退出QE,这个全球正在货币政策正常化,这对全球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同时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全球又进入到二战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贸易主义和贸易战,这个给全球金融市场、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和风险,全球都高度关注,大家认为这个风险是一个最大的风险。第三个在这样大的背景下,中国还是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战略,自己的步伐,我们在。所以我们在这个大背景下讨论全球的风险和中国的风险在哪里,在这样背景下中国的和在40年的背景下又该如何推进,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对话来回答我们今天所有这些问题。

  在我的左手,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大学大卫洛克菲勒荣誉讲席教授Lars P.HANSEN,他是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的监察董事,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在这个方面会给我们提供很多中国的借鉴。

  第二位是杨伟民先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主任在过去制定了非常多的宏观和金融政策。

  第三位是潘功胜先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外汇外管局局长。潘行长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四位是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先生,中国最具有锐意进取的银行家之一,欢迎他再次来到上海。

  第五位是Jeffrey M.LACKER,是美国里士满储备银行前行长,也常资深的中央银行家。

  第六位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先生,人民银行大胆敢言者,研究领域从金融到金融以外的宏观,方方面面都有非常资深的探索和研究,我们期待他在今天给我们讲出中国未来的很多大的方向。

  第七位我们请出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他同时也是MIT讲习教授王江先生。

  我们很快进入正式议程,按照组委会要求,每位发言约有5分钟的时间,会有一个开场。这个开场之后,我们后面会进入讨论的环节,我们讨论的节奏根据最后还剩下多少时间来决定,但是我还是认为我们今天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可以讨论比较深入的问题。按照发言的顺序,我们先有请潘功胜行长,掌声有请。

  潘功胜:谢谢杨总。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想就今天下午的这个机会谈一谈关于深化外汇管理,推动更高水平贸易投资化和便利化,国家全面的新格局,就这样一个话题谈几点看法。

  在过去的几年,我国外汇市场一度经历高强度的风险冲击挑战,在过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从2017年二季度开始,我国外汇市场逐渐的向均衡状态,这张图是多个反映外汇市场形势的多个指标,我们把它列合在一张图中,有外汇储备,有美元的指数,有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有跨境收支等等几个指标列合在一张图上。目前我国的外汇市场形势基本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市场的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增强,预期合理分化,外汇储备规模总体保持稳定,这样一种稳定的外汇场形式为下一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和条件,这也是我今天讲的一个主题。

  中国在1996年我们就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完全可兑换,从以来,我国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水平不断提高,资本项下的FDI和ODI实现基本可兑换,形成了以机构投资者制度,QFII、RQFII、深港通、沪港通为主的跨境融资渠道,债务融资项下在全口径宏观审慎状态下自给自足。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它包括两个环节,上游的交易环节和下游的资金的汇兑环节。目前从交易环节和汇兑环节来看,还有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少数项目仍然不可兑换,或者是可兑换的程度比较低,比如说境外机构,境外的驻民,境外机构在中国一级市场发行股票现在是不可以的,可能很快就可以了,个人项下跨境的资本投资现在也是不可以的。

  第二,一些项目虽然可以兑换,但还存在着一些约束,便利性不够。比如说我等一会儿要讲的QFII和RQFII在之前它就有一些政策的约束,比如说锁定期的安排,比如说分期汇出的这样一些政策的约束等等。

  第三,一些可兑换的项目在交易的环节还存在着约束,比如说直接投资它需要做事前的备案,比如说我们现在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这样一种管理规则还在逐步的推进过程之中。

  下一阶段在推动资本项目的方面总体的考虑是,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战略,统筹贸易投资的化和便利化,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系,稳妥有序的推动资本项目的。主要有这么几点考虑:

  一是不可兑换的项目,推动了少数不可兑换项目的,通过交易和汇兑环节的联动,提高跨境证券交易项目的可兑换程度,有些项目现在外汇局和证监会已经在推进的过程之中。

  二是有些已经可兑换的项目提高它的便利化程度,减少行政审批,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弱化政策约束,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三是提高交易环节的对外程度,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原则,扩大国内市场,尤其是服务业市场、金融服务业市场的对外,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

  近期我们重点做好下面一些工作,推动金融市场的,增加金融市场的产品供给,股票市场方面支持境外机构在境内交易所发行股票和承托凭证。在衍生品市场方面,支持扩大境内商品期货市场的对外。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优化QFII、QFII、QDII、RQDII,提高额度、简化审批,放宽汇出,取消锁定期安排等等,研究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制度,要QD2,完善互联互通机制,初步扩大互联互通的覆盖范围,包括完善债转通的制度安排,包括DVP结算和税收安排等等,支持沪港、深港、沪伦通股票市场的互联互通,扩大基金互认的产品范围。支持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和国内金融市场,中资机构参与离岸人民币市场,研究证券期货机构开展业务,支持境外机构参与境内的外汇市场。

  在近一段时间我们在资本项目的方面陆续发布了一些新的政策,比如说取消了QFII、RQFII跨境资金流动的,提高了QDII的额度,并启动新一轮额度的罚范,稳步推进QDRP的试点,在QFII和RQFII我们是前天晚上,星期二的晚上发布了关于修改QFII和RQFII有关政策的,取消了锁定期的安排,取消了每月按20%汇出的这样一个分期汇出的安排,取消了锁定期的安排,QFII和RQFII允许对境内投资的开展、外汇套保。在QDIIRP、QDIIRE方面我们分别在上海和深圳把这两个产品的额度提高到50亿美元,我们下一步还继续提高这样一个额度。在QDII方面提高了QDII总额度,从4月份以来已经有37家机构获得QDII新的额度。

  几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积极进展,人民币连续七年成为我国第二大跨境货币,成为全球第三大SDR权重货币,人民币在全球的信用程度不断提高,成为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境外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意愿快速的上升,在今年1-4月份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同比增长31%,在今年的前4个月。

  我们将市场需求,积极稳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政策、产品创新、基础设施、市场,不断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与跨境贸易、跨境投融资的联动,推动人民币从支付结算功能向储备投资和交易功能的拓展。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中心的建设,支持上海建设全球性的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这是上海贸易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创新。引导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的融合发展和良性互动。

  外汇市场的预期合理分化,人民币汇率在合理综合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同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双波动的特征非常明显,从2006年-2018年人民币中间价较上一日它的一个波动,红线是一个波幅。大家从这个图上明显看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弹性是明显的增强。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有助于发挥汇率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有利于提高外汇资源的配置效率,增强我国宏观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在未来的方向把握上有这么几个原则和重点。更多的发挥了市场在汇率形成之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扩大外汇市场的对内、对外,夯实汇率市场化的微观基础。在外汇市场的建设方面,进一步扩展和提升外汇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活跃度,建设一个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丰富外汇市场交易工具,扩大参与主体,推动市场的,优化基础设施,完善市场监管。

  我在这里也想说一句,就是关于引导市场主体,树立财务中性的。在针对汇率的波动性增强的这样一种下,市场主体关于树立财务中性的。近两年来,经过市场的教育和洗礼,中国企业的避险意识有所提升,但整体而言避险意识不强,企业在外汇市场的“裸奔”行为不仅在宏观上因为市场主体的羊群效应容易引起市场的共振,而且在微观上使企业面临很大的汇率风险敞口,所以随着汇率形成的市场化,汇率的波动性逐步加大,企业的外汇管理应当服务于主业,财务中性的原则。运用外汇市场的工具,开展套期保值,减少压住单边升贬值的行为。

  我们在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对外的同时,要设防范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的制度屏障,我们初步的考虑是建立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的“两位一体”的监管框架,实际上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在开始逐渐建立和实施。就宏观审慎的,主要是防范了跨境资本流动的重大风险和外汇市场的基本稳定,它的内容包括建立和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监测、预警和响应机制,丰富跨境资本动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工具箱,以市场化的方式,逆周期调节,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波动,防范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跨市场、跨机构、跨币种和跨国际的传染。

  在微观监管方面,依法依规外汇市场秩序,强调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保持政策和执法标准跨周期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期性。防范跨境资本大幅度的波动,对我国金融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冲击,从政策层面而言,以防范系统金融风险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直接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工具,比如说运用风险准备金,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等政策工具。强化了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在管理中嵌入了宏观审慎的调节机制,同时我们要抓住银行部门这个关键的主体,构建银行部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和微观合规的评估体系。

  在微观市场监管方面,创新了外汇管理方式,注重了从事前到事中、事后管理,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从规则监管到规则与自立监管相结合。推动了跨部门的合作和国际合作,按国际惯例来加强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的审查,加为监管,公平公开的外汇市场。真实性、性和合规性的审核,跨境交易的留痕原则,加强穿透式的监管。严厉打击地下钱庄,违法外汇交易平台等外汇的违法犯罪活动。

  外汇管理部门我们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体,以资本项目和人民币国际化,探索形成一体两翼的基本径,同时在中有效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谢谢大家。

  杨燕青:非常感谢潘行长,潘行长把我们的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包括资本项目这三个方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的战略和我们的基本线图阐释的非常清楚。尤其概括了条件下国家的金融治理的这样一种现代能力,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给中国的未来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可以去,不断发展的空间。非常感谢潘行长做出好的战略和下一步的推进。下面有请杨伟任,掌声有请。

  杨伟民:大家下午好。我不是一个金融人士,我金融人士,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可能是因为我原来的身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现在已经不再是中财办副主任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下边讲的跟中财办没有关系了,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讲的题目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不仅是金融部门的任务,其他有关部门和各地区也要履职尽责”。因为金融风险要从两面来看,一面是货币政策、金融机构、金融监管等等方面的问题,另一面是实体经济、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问题,如果处置僵尸企业继续拖下去,如果房地产市场继续乱像丛生,如果地方继续变换花样,举借债务,金融机构再健康,进管再严厉,也会出现金融风险。所以说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场攻坚战,金融部门毫无疑义是主力军,是主攻部队,但是实体经济主管部门,特别是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房地产调控的管理部门,地方债务的管理部门以及各级地方都要各负其责,同金融部门一起齐心协力,来打好这场输不起的战役。如果只是金融部门在那儿孤军奋战,其他部门袖手旁观,这场战役是打不好的。所以下面我主要是从实体经济、房地产、地方债务方面应该做一些什么谈点看法。我刚才讲了,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

  第一,坚定处置僵尸企业,前两年去产能当中处置一些僵尸企业,但处置的只是冰山一角,我国货币池子里的水已经很多,但是死窟窿太多,僵尸企业占压了大量的信贷资源,如果不清理死窟窿,新增的信贷资源就流不出多少水来支撑新的经济活动。总早在2015年就提出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去产能的“牛鼻子”,去年又明确要求各省市县都要列出名单,拿出计划全面稽查,结果,对此有关部门应该尽快督办。中央企业和各省的僵尸企业可以纳入到一个或几个托管公司,一步到位进行处置,分步化解债务和人员风险。

  第二,加快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进展缓慢一定程度上拖了供给侧结构性的后腿,党的十九大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改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一改动是十分重大的。我们要继续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以及控制力和影响力今后主要应该看国有资本是否强、优、大,不再看国有企业是否强、优、大。这一改动也为加快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提供了理论依据,混合所有制已经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像对这种方向十分明确的没有必要搞试点,也没有必要审批以后再,不要把搞成审批制。还要按照中央关于把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作为去杠杆重中之重的要求推动国有企业优化布局,缩小战线,减少虚的资产,做实的资本。

  第三,赋予发明人科研所有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既要破,也要立,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等等,这就要靠创新,创新要有人才,人才需要激励。产权激励是最大的激励,科研是科研人员创造性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的,科研人员的大脑是科研的价值源,科研所有权应该由出资方和科研人员共同拥有,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科技难,这个线多年,但是根本原因是陈旧的思维,科研完全归国家所有的制度。2016年以来西南交大在四川省成都市的支持下,在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所有权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出台了西南交大的九条。两年来,180多项分割确权成立24家高科技公司,所以在他们那儿科技和经济不再是两张皮,科技已经不再难。

  我以为西南交大这一是科技产权制度的小岗村,大家知道当年土地承包制这一土地产权制度解决了农民的产权激励问题,也就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在创新驱动发展的今天,唯有推动科研产权制度,才能解决科研人员的产权激励问题,从而解决创新驱动的动力源泉问题,解决我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

  前期房地产市场已经积累了一些风险,近期又乱像丛生,成为最容易风险的定时和看得见的灰犀牛。目前在行政性措施已经不能根治,所以必须在六方面同步加快。

  第一,垄断住宅用地的体制,房价过高的城市既要在现有的渠道增加住宅用地,也要扩大住宅用地的供应主体,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规划的工业用地和开发区用地都可以用于居住。共用地和开发区用地总量已经偏大,但城市居住用地总量偏小,比例偏低,难以满足城市化的需要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我们经常说调结构、调结构,但是调结构不仅要调整产业结构更要调整空间结构,空间结构调整基本方向就是减少工业用地,增加城市居住用地,这是方向之一了,这是解决高地价的根本。

  第二,房地产商垄断住宅供应的体制。应增加商品住宅市场供应主体,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允许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自然人合作建房,许非房地产企业在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设商品房和租赁房。现在只是允许建租赁房,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自有建设用地和整理的闲置宅上建设商品房和租赁房,允许大城市周边生态修复企业在修复了生态用地上开发一定比例的低密度住宅等等。

  第三,售多租少的市场结构,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的立法,实行租购同权制度,实行鼓励租赁市场的财税金融政策,比如说降低租金收入的税费。租赁市场发展的重点是房价较高的特大城市重点也不应该放在新建多少租赁住房上,而是通过税收等经济办法,使控制存量住房进入到租赁市场。我在中央财办的时候请有关单位对用电量对全国住宅的空置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无论是城市、城镇还是乡村住宅的空置率都相当高,比日本这种高度老龄化、少子化、城市化的国家还要高,日本是13%,中国是多少我就先不说了,但是比日本要高。这很不正常,说明用来炒的房子还真不少,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制定空置住宅标准,定期公布全国和各地的空置率引导预期。现在我们在频频调控房地产市场,但是底数不清,怎么调控啊?就像P不清楚你怎么调控经济,怎么进行宏观调控?

  第四,房地产税,工作报告已经明确了,详细我不说了,因为有时间。

  第五,住房公积金制度。逐步将现行强制性的住房公积金改为自愿缴存,同时设立政策性的住宅金融机构,这个实际上三中全会说了多年,但是一直没有推动下来。对于自愿缴存,给予低息贷款等支持,这也可以减少企业的负担,现在大家都说五险一金太高。

  第六,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产权制度,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土地的完全所有权,不再征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村宅制度,目前农村空置宅有3000万亩,相当于城市建成区总面积的37%,因为我国城市当中居住用地一般占城市建成区的30%左右,比现有城市当中所有的住宅用地总量都要多,这是一种资源的极大浪费,如果拿出一小部分转到城市,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地价,所以应赋予农户对宅充分的用益物权,这也是三中全会讲过的,可以长租、流转、抵押、继承。

  总讲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商品和要素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有关部门应按照总确定的方向加快推动城乡人口和土地的流动。允许农村人进城落户,用出售宅使用权的收入在城市购房,也要允许城市人下乡购买宅的使用权,这样才能建立城乡一体的住房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最终才能实现总所说的建立现代市场体系。

  当然以上不是一个部门能完成的,若仍是按现在方式各部门分头制定方向,往往思想不一,出台时机不一,很可能最后事倍功半。所以应该尽快重新成立一个住宅制度领导小组,组织制定住宅制度的总体方案,协调相关单向等等。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方面房地产。

  地方限额债务总体可控,但隐性债务规模扩大,增长过快,底数不清,风险不可测。为此一是严控隐性债务的增量,对此中央研究相关部门,地方、金融机构和相关国有企业都要问责,因为三者都是预算软约束,风险软约束,所以地方的债务不能单追究地方的责任。

  二是稳妥化解存量。扩大地方债务规模置换部分隐性债务,防止过多出现半拉子工程。多年积累的隐性债务不是短期能够化解的,所以在化解的时候不要一刀切,一阵风,不要层层加码,提前还款。

  三是地方要有风险观,不能只求政绩,不管风险,只借钱不还钱,也不能把今后几届子孙后代的事都干了。

  四是要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地方事权多,但是没有财权,应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大方针。多给地方一些税种,赋予地方一定税权,减少中央、地方共享税比例,减少转移支付,让地方权责更加一致起来。以上是我个人意见,谢谢各位。

  杨燕青:非常感谢杨主任。杨主任在不长的时间之内把我们的国有企业、僵尸企业处理、国有资本管理、未来怎么样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这件大事,包括房地产市场这么大的风险这是第二件大事,地方债务的风险第三件大事,原原本本的全部都说清了,关键的是把未来所有该做的事都说清了,这些事都做了,三大领域的风险全部可以解决。非常感谢主任。下面有请田董,掌声有请。

  田国立: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金融是经济生活中的血脉,因为这个环节是谈风险,但是谈风险的时候,就像你血压高了不一定就是血管有问题了,它有可能是你的肾或者肝脏有问题一样。实际上谈金融的风险,大家通常来讲是从股市、汇市、债市这方面谈的,因为这才真属于金融。但是为什么大家往往一谈就把房地产搁进来?就是因为实际上房地产已经变味了,你如果不对房地产加以,它实际上已经赋予了很大的金融属性。所以谈风险,往往谈这四个市场。

  因为我是建设银行的,我搞操作的,搞操作的我觉得没有对政策的发言权,也没有对理论更多的论证发言权,搞操作对风险更多是看看怎么解决风险,尤其是房地产,为什么我要说这个问题?我认为房地产是目前经济好多存在着让大家不放心问题的一个主要的一点,巨大的财富已经裹挟进去了。一个国家这么大的财富投入,大家都去盖房子,那科技也缺钱,干什么都会缺钱。所以怎么把这个偏好降下来?因为我说了我也不权威,我也不负责任,我也就不说了,他们有估的说,说现在中国房地产形成的总资产有的是40多亿美元,有的是400多万亿人民币,但不管怎么说,总而言之这些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我还有一些比较,我也不说了,因为比完了之后,它容易耸人听闻。

  但是我就想说的是什么呢?大量的社会资金,资源被配置到了房地产市场,而房地产市场又没有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风险管控和对冲机制,房地产金融化的同时又在不断的金融风险和收益相匹配的基本原则,最终会使得房地产市场越来越依赖推高房价,以保障社会资金资源的不断注入,维持其运行和发展。就这个运营逻辑之后的结果是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当年的日本房地产泡沫危机和美国的次贷危机,所以在这方面习总说了,房子是用来住的,我觉得这个话一下点到了一个命脉。就是说怎么才能让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健康起来呢?就是你必须得房子是住的,那咱们就在房地产住的这个功能上下工夫,属于金融的那你就归到金融类,那就是怎么把它去金融化。当你赋予太多的金融属性之后,比如你有钱,黄金有钱可以炒,没有钱可以不炒,房子是有钱住,没有钱也得住,它就很容易形成一个社会问题。

  另外你过度的一下让大家感觉买房就赚钱之后,他会把社会所有的投资偏好都集中到这里,股市为什么长期没有人理?当然风险是一方面,咱们规范管理是一方面,股民和买房子的人一比较起来之后,高低利见之后,不会有人再对股市感兴趣,所以这就是怎么能够把大家的消费逐步的转移一下兴奋点。实际上和美国相比,我国的房地产泛金融化和高估值对社会影响更加复杂,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居民住房需求的满足,同时影响居民的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质量,反过来又进一步诱发部分地方和房地产企业对这种金融化的收益依赖。地方的财政收入我这儿有数字,我也不念了,我不负责发布数据,都是公开数字。我们说控房价,其实现在是一个叶公好龙的东西,可能真控下来,银行也害怕,房地产商也害怕,包括买房者也害怕,包括相关部门也害怕,但是你真继续涨,大家也害怕,就这个僵持局面必须得有一个办决。为什么我一开始说商业银行是搞操作的,商业银行在这个时候必须有一些操作办法。

  应该保持市场正常的运转,按照疏堵结合,统筹兼顾原则,实施价格土地等行素控制手段时,积极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探索住房租赁金融业务,可以切实的改变房地产单一的市场供给结构和资金配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住房的金融属性。在解决居民住的需要时,不需要承担相应的金融压力和风险。我们认为利用住房租赁市场辅之以必要的政策培育措施,引导空置住房流入市场,可以改善存量住房的风险收益特性,在提高存量住房市场风险承受能力的同时,实现原有社会资源效益的提升和社会资源充分利用,房价光靠按,时间长了是个问题。但是有的人说远水解不了近渴,但是我觉得就是从现在开始,假如我们十年前开始培育住房市场,我觉得局面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所以总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其实你只要租客,他没有听说炒租赁权的,那就是刚需。所以在这方面,建设银行现在提出,要买房到建行的时候,我们基于大家都是靠租房,公租房,没有私有房,现在又提出“租房到建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能够有心参加今天这个会的人都是家里不只一套房的人,关键是要“存房到建行”。就是建设银行给存房市场以增信,就不是一个小门脸,我们培育长租市场,你到银行存钱它也是一个资产形态,无非是货币形态,你把你的房交给我肯定比交给别人放心,你钱都给我了,房有什么怕的呢。所以要“存房到建行”。

  本来我也准备了一个数想说一下,后来伟任说他不说数,他是最权威的,他不说,我就更不敢说了。但是空置率实在太了,其实这些东西你给它调动起来之后,都是有意的金融资产,它去承接海量货币,没有这么大载体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必须迅速把这些存量的,已经盖完的房子。我觉得主要矛盾不是怎么去盖房子,我们的房子已经盖了不少,刚才说430多万亿已经盖完的房子,美国才20多万亿的房屋总量,而且我们农村统计还未必准,因为我们城市化进程不够。所以要想办法怎么调动存量,就是当你把你的房子存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得解释一下,不是说建设银行真开始存房了,建设银行要扮演一个资源整合者的角色,是和社会现有的合理合规中介机构一起共同在这里头,去打造租赁市场和存房业务。

  同时建设银行要提供什么赋能呢?居住我们可以鼓励他更多的稳固租房关系,因为现在租房市场不发达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期限太短,刚跟丈母娘吹完牛,结果第二天房东来轰你搬家,至少得五年、三年、十年,这期间我们提供一些贷款,房东拿到钱之后,十年之后再议一次价,我觉得这个市场会逐步发展起来,而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建设银行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慢慢陆陆续续你们会关注到建设银行的金融产品,在广东、上海都已经开始了。

  2018年建设银行将继续推进住房租赁金融市场的发展,作为全行战略重点,发挥建设银行在住房领域传统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推动住房租赁市场建设,积极探索利用新模式、信市场、新机制和新生态化解房地产市场,釜底抽薪,怎么能够用市场手段解决市场长期存在的问题,确实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目前建设银行已经和300多个城市签订住房租赁的平台活动,就是帮助监管这些平台,同时在这里面我们还帮着房东和房客搭建交易平台,同时还帮着中介机构,我们给中介机构,你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大家的交易以后,我们去给你的客户提供一些融资,就做这个信贷赋能。同时通过这些大数据,我们会定期发布住房租赁指数,我们基本上覆盖到97%-98%,因为太边远的城市对租赁需求,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市场需求。

  CCB建融家园就是我们在打的品牌,这并不是建设银行的人不干银行去干金融了,而是我们有效的和社会品牌公司一起整合起来,为社会提供一些让你信得过的居住产品。在这一体系中,建设银行始终市场的归市场,金融归金融这一原则,总之我们相信解决像房地产这类痛点问题,我们觉得金融这把手术刀会更温柔。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杨燕青:非常感谢田董,给我们带来非常令人振奋的新的商业模式,又能改变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问题,我们也对此充满了期待。下面有请Megan BUTLER。

  Megan BUTLER: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在接下来几分钟我想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在英国的教训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必须要汲取这些非常悲痛的教训,大家也知道,但是我们也做出很多改变,我们试图让银行控制自己的金融风险比十年前要好的多。

  第一个领域监管体系的结构。十年前,我们的结构是这样的,它允许宏观监管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宏观审慎监管太为零散,所以我们建立了金融稳定管理局,金融稳定管理局它有一些目标,它是涵盖了宏观审慎性的监管,还有一系列完整的行为相关的监管,其实我们也负责所有的金融服务参与者。之前它和英格兰银行联系不多,这就引起了很大、很大的问题,后来危机中也体现出这种问题,新的结构它是刻意营造了一个的、审慎的监管,它是完全负责宏观审慎的监管银行和保险公司,这个新的机构是根植于英格兰银行之中的,它营造了这些有机的连接,将宏观和微观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一点至关重要。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改变,就是打造了金融政策委员会,它希望能够监管英国的金融稳定。另外还有一个新的我所在的金融行为监管局也得以建立,两个新的监管者有非常明确的监管责任,他们都属于英国政策委员会,也是英国金融稳定管理局下面的一个从属机构。

  另外我们希望能够增强银行宏观审慎的监管,他们如果流动性不够,在过去十年银行风险急剧堆积,在过去几年之中我们希望能改变这种情况。在午饭前周先生谈到一些资本市场的国际变化,我也想在这里重申一点,金融政策委员会和我们的联系,以及英国压力测试的机构,现在银行不再持有资本,他们的资本是可以应对未来可能带来的压力,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未来可能出现冲击的时候更具有灵活性和韧性。

  第三个领域就是在解决方面,我们需要找到一些新的方法,安全的那些碰到困难的银行,我们有一些非常沉痛的教训,当然之前也谈到了,午饭前也谈到了需要苏格兰皇家银行。我们不希望重蹈覆辙,我们希望打破这种显性或者隐性的国家对银行机构的,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要英国银行他们有一个有效机制,能够他们再也不需要被,被国家的信用,他们应该自己能够救自己。这是对于我们过去工作非常重要的任务。

  第四点我想谈一谈,改善资本制度以及解决方案的方法,这不仅仅是英国的方案——资本充足。下面要谈的这一点是很多金融机构他们要共同携手来制定一个全球适合的国际标准,使所有国家都可以满足,有利于每一个经济体,并确保更庞大的跨国的机制,可以让所有国家都可以满足,而且是可持续的一个标准。这种需求需要建立一套标准,国际标准,监管强大的国际合作,也就是帮助可以实现我们今天目标的条件之一,我们希望在将来这一点能够得以持续。

  第五点我想再强调一下,可能和其他的观点有所不同。当我们看到破产银行,无论是在英国或者在其他国家失败的银行,作为监管者我们发现他们的根源颇有相似之处。这些银行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资产负债表上有什么东西,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产品,他们根本不了解,如果市场恶化对他们的产品运营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对于他们产品估值会带来什么结果,所以这种不透明性,一方面市场不知道,但机构本身竟然也不知道自己的产品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和估值。第二点我们观察到的就是不合适的激励机制在相同的银行,对于产品的设计和销售,它的激励措施不合适,这种激励措施带来不当的后果和的后果。

  第三点我们也观察到就是在高管方面过度的乐观,所有银行似乎看起来都是欣欣向荣,一切都可以花好月好,我们必须好好解决这些根源,这不仅仅是资本,不仅仅是钱,不仅仅是流动性,也不仅仅是所谓的处置。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不同的方式,在英国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通过发展高层管理人员的制度,我们现在让高管,所有这些金融机构的高管们,他个人要为他们手下的人负责,要为他的手下做出的错误负责。这个机构已经设立了两年,但是已经带来一些文化的变革,这些金融机构的文化发生了改变,我们认为这些文化会让金融机构更加稳健、更加灵活、更加安全,而且将来也更加成功。

  我还要说最后一点,我们的教训不仅仅是金融机构,我们所监管的金融机构,有一些是我们监管者,监管者也是带来了金融危机条件的一部分,金融监管他们经常洋洋,觉得我们的制度非常符合现在的需要,而且也符合未来的需要,其实现实并非如此。监管者特别是我们英国的监管者非常了解我们需要有前瞻性,我们要预计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而且我们一定要不停的学习。所以我们要确保我们不是问题的一部分,而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金融危机预防的一部分,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杨燕青:谢谢Megan BUTLER,谢谢您给我们讲了一下英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学到了什么。刚才也提出了六点,非常感谢Megan女士。下一位发言者是Jeffrey M.LACKER先生,有请。

  Jeffrey M.LACKER:谢谢组织方邀请我参加第十届陆家嘴论坛,在这里我们讨论的主题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如何来应对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风险。这其实对中国在未来几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中国应该也学到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这也是我们全世界希望中国能够做到的一点,但是需要中国非常的审慎。因为我们很有可能学的时候学错了,学了不该学的东西,比如说有些人会讲金融市场总体来讲,特别是银行市场,它从本质上来讲是风险非常大,而且常脆弱的,所以往后退,让金融市场做一个安排的时候,这些市场就会过度的脆弱和高风险。但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我就讲一个理由,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看一下金融危机的频率和概率,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国家,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金融市场上,任何的时机并不都是一直有脆弱性的,而脆弱性和金融危机它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它的原因是金融、市场和之间的关系而造成的。当然了,大部分金融领域当中的角色是要风险承担,金融体系的风险性。但与此同时很多金融机构或者很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如果往后退的话,如果由托底,也就是说公司出现了问题由托底,那么它就会使得金融机构不太愿意做披露,特别是不太愿意披露他们自己的风险结构。

  在美国有一些机制,比如说存款保险就是这样,但更重要的是很多官员,包括央行的官员,他们是会干预,这些干预往往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的。他们往往会被说成常独特的一次性的,央行希望也不会发生,但事实上我们投资者一次又一次的看到托底、保底,的干预不停的出现,像2000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七十年代都会有的托底。因为这些干预的集合效应,比如说在美国,从七十年代始它就会导致投资者会预计,说这种类型的干预总是会发生,总是会出现的,那么这种预期其实有一种竞争的压力,对于金融机构来讲就有竞争的压力,他们会做出这样一种架构,使得所谓的隐含价值,这种干预的隐含价值得到最大化。具体来讲,这样一些公司他们的融资架构是大大依赖于短期的融资,因为这些公司他就有激励机制,会让自己变得更加脆弱,这就使得隐含保险的益处带来最大化。

  根据我们这个银行所做的研究,我们在美国央行保险网络,2016年的时候占到私营部门贷款的60%,也就是说,如果你把金融部门美国所有的债务加起来,当中的60%要么就是由隐含的或者是明显的带来的,因为是的托底。我们现在没有意义说监管或者去监管,这样一种激励机制和对于脆弱性的假设带来了金融危机。

  中国应该学到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呢?三点。第一是要减少的,的刚性,显性或者是隐性的,国家的也就意味着要去评估风险承担,而且部门可能很难在任何时候都做出正确的评估,当然需要非常专业的帮助。另外还要避免相关的寻租和游说,当然我们要让这些私营投资者用自己的钱去评估相关的风险,从而做出投资的决定。这些公司要承担自己错误的风险,这些错误可能是比较小的,而且是零散性的,系统当中会有一些很小的冲击,而不是系统当中几家非常大的系统风险。

  第二我觉得这个教训就是要说得非常清楚,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国家才会干预,这一点的确定性一定要非常清楚,因为我觉得不确定性在危机当中它就是一个毒药。金融市场会觉得你可能会干预,可能不会干预,这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它会带来很大的波动性,特别是金融市场危机的时候,这种波动性,比如会出现羊群效应或者说是不的效应,它也会官员,因为他们觉得必须要干预,而如果不干预的话,就会使得很多人采取羊群效应,一下子退出,出现挤兑的。如果作为监管者,你希望自己说的话是说话算话的,那么你的行为必须是和过去所说的话是一致性的,但这就意味着你说话的时候要非常明确,你做出的行为和过去如果不一样,那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及波动性。

  第三个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解决失败机构的这样一个流程,这个流程必须是公平的,是可预计的,而且是有序的,而且人们可以依靠它。大的金融机构它是 不能够把这些官员作为他的人质,就是说不能够因为你没有规则的或者胡乱的作为,使得金融机构了我们这种监管,这就是我的一些想法,谢谢。

  杨燕青:谢谢您给予我们的这些来自于支持的金融机构下产生的这些风险。下面有请Lars P.HANSEN先生。

  Lars P.HANSEN:谢谢,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很高兴参与这个讨论。我们说在讨论的时候成为最后一个发言人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我想说的话其实刚才已经有人说过了,我再简单说几点。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增长常快的,而且是一个奇迹,问题就是如何在未来具有可持续性呢?今天早上易行长讲到对于小微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性,我觉得这一点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中国未来增长的一个基石。事实上在美国也是一样,对小微企业的支持。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如果依靠于一些国有的银行来实现这一点这是不明智的,我们必须要去鼓励私营部门的一个创新,其实这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我们会看到在很多关键的领域,我们会看到金融的可获得性和融资的机遇确实是越来越多,而且让更多的经济部门可以获得,这是有很高的生产效率。

  有人会比较担心,比如有一种担心就是所谓会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我想我们确实可以讨论。但是我们当然应该去考虑系统性的影响,在某些领域当中如果一些活动没有受到很好监管,确实会出现系统性风险,但是也有过度监管的风险,就是通过过度监管使得新的业态、新的行业没有办法很好的蓬勃发展。所以我们讲到监管非常重要,我们要平衡监管和风险,所以们应该有一个非常稳定的金融,但是又要鼓励创新。换言之,我们要明智的选择投资的项目,不是说选那些没有风险的项目,事实上一些最成功的技术的投资,我希望在未来的技术性的投资,我们现在来看当时都是有很大风险的。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我要说的就是,比如中国的影子银行和其他地方,它是有很高的生产效率,事实上很大意义上来讲,国有银行这方面是做出一些贡献的。我觉得竞争常、非常重要的,影子银行的介入也带来了竞争。

  第二点我要谈一谈,刚才有同事讲到的,地方融资。在美国地方融资,我们美国做的不常好,因为美国有,而且有一些州包括市,但是我所住的伊利诺伊州,财务常差的,而且它的还款也常差的,但是在美国的各州其实是可以收税的。但问题就是每个州如果他收很高的税,就会使得企业逃到其他的州,所以即使在美国地方他有收税的能力,他们在财务纪律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挑战。但是中国地方融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刚才也有讲到,可能地方没有办法,比如说增加新的税种,这就会导致一些情况,必须卖地或者其他一些不利于生产效率的做法。但是更有慎者,我们发现会出现很大的违约,或者需要来自于中央的背书才能解决这些融资的问题。我当然同意所谓的要进行重新的架构,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地方融资都要重新架构。

  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我们有非常好的宏观审慎的监管当然非常重要,要做得好确实非常困难。我们从过去金融危机当中也学过经验教训,但是我觉得做起来常困难的,特别是想象一下监管者它能够做到很好的宏观审慎,有很好的洞察,可以进行非常好的去监管这些金融机构,特别常大的复杂的金融机构。反之,我们要担心的就是提供的给大机构隐含的,以确保正确的行为。那不确定性,这其实也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监管当中它是不确定的,而且未来会发生变化,我们也想去解决问题,这个就意味着对私营部门来讲很难做,这会变得非常复杂,让私营部门做决定就很困难。复杂性之后,我们说就会出现监管的裁量,在美国我们有金融,有法案,这个法案本身有几百页长,常复杂的文件,这个文件在执法方面都有不确定性。

  所以毋庸置疑,金融市场的监管它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复杂的问题它并不一定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我们觉得说往往是越简单的解决方案,越透明的解决方案就越好,这样能够避免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我想大家都知道,美国给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我希望中国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加简单。在这里我还想强调一句,市场更好要有纪律性,在一个非常好的金融体制里面它是允许一些企业失败的,有失败率的话,才会让大家表现都很好。就是因为大家害怕失败,这某种程度上也并不一定是很好的纪律性,如果你处处给人家以的话,你没有办法一个很好市场的纪律性。

  杨燕青:非常感谢您的深入介绍,有关市场纪律和影子银行方面的介绍。下面有请徐局长。

  徐忠:今天上午易行长、郭介绍了金融方面的工作,但紧紧依靠金融还是不够的。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在讨论,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去杠杆,还是适度松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去杠杆,近年来我们杠杆处于高位,劳动生产率处于低位,货币政策的空间很小。从2009年-2016年贷款平均利率是在下降,七年累计下降了46.5%,但是我们的利率下行的同时,我们的杠杆却在上升,关键是什么?关键在于我们的资产回报率下降的更快,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就在于财税体制。

  整体上来看,我们的财税体制滞后是各项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国有企业、地方,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占用了过多的财政金融资源,经济内生的动力迟迟培育不出来。第二从劳动力成本来看,社保缴费使得用工成本太高,由于历史与制度原因,我们的社保和养老欠帐太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欠帐是财政一直没有转制的成本。第三从土地成本看,这个我就不讲了,因为刚才大家都讲了房地产的问题。总之,只有通过财税我们才能够降低成本,才能够推动新经济的增长。

  第二个角度我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杠杆,2017年我们的宏观杠杆率上升的速度已经明显放缓,但是我们的企业杠杆率为159%,比较高,但实际上来说我们大量的高杠杆是地方和国有企业的,也就是说,我们从杠杆的结构来看问题在于的杠杆比较高。2016年如果考虑地方隐性债务的中国广义口径,部门杠杆率为62.2%,已经超过了欧盟警戒线标准,居民的杠杆最近上升的也比较快,上升比较快也是流到了房地产,也是房地产的原因。

  第三个角度我想说的一个问题是,风险是地方债务最大的风险点,财税滞后,财政风险金融化背后的重要原因从历史上看,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一直没有理顺,地方的行为曾多次陷入了一收就死,一放就乱。首先是之间的权责划分不清楚,导致地方隐性债务规模无序扩张,第二是收益性项目与公益性项目界限不清,债务与非债务没有明确区分,第三刚性兑付使得风险十分严重,并不是谁发钱谁发债,都是通过代发。对金融机构大家现在比较多,但是宏观上来说金融机构的风险分析不准确,没有区分不同地区的偿债能力,由于地方中一大块是来源于中央转移支付,地方发债的收益率,并非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债务风险状态的反应,金融机构从来没有见过地方的破产,所以基于历史经验,金融机构存在财政兜底的,地方债务刚性兑付,从而扭曲了自身的决策。

  当然实际上来说,由于制度上没有地方如何破产,金融机构也不知道如何执行地方破产,坏账应该如何处理,哪些地方资产可以弥补坏账的损失。总之,我要得出的结论就是说,仅仅推进金融,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还不足以解决高质量发展转型和防范金融风险面临的问题。从实体经济来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管理政策只是用来解决短期问题,难以解决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从金融稳定来看,采取流动性管理措施虽然有助于暂时缓解危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但是也有可能激发风险。

  从国际上来看,全球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正常化,都在推动机构性,谁在机构性做的彻底,谁就会在下一轮经济发展当中抢占先机。当前防范风险,唯有利用好宝贵的窗口期,加快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激发实体经济的内生动力,打破地方、国有企业部门的约束,这本身就是红利,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当然财税怎么改,这几点我觉得肯定是要实施的。第一要落实国有资产发展社保的措施,第二要地方税收体系,降低地方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以消费税、房地产税、资源税为主的地方收入体系,第三要建立一级、一级财政、一级预算、一级税收钱的体系,提高地方收入与支出的匹配度,第四是要完善地方债务管理框架,提高地方预算管理和财政信息的透明度,第五是要探索地方财产破产制度,对地方行为形成约束,谢谢大家。

  杨燕青:非常感谢徐局长,我是看过徐局长这个稿子,一共有10多页,他压缩的非常、非常精要,分享给我们大家,非常感谢他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随后他的完整,大家应该可以在第一财经网站上看到,大家可以深入再看他的观点究竟是什么。最后有请王院长。

  王江:今天非常有幸和大家共同探讨今天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金融和风险的管控。时间关系,我只是想就两个具体问题和大家来分享一些个人的设想。第一个问题是侧重金融市场的问题。前面潘行长对资本市场的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回顾和展望。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看到,就目前的状况来讲,资本市场的程度还常有限的,比如以我们投资者总投资份额当中海外股票的占比,如果是发达国家一般在20%-50%之间,咱们中国只有1%都不到,也就是我们的投资主要是在国内市场。同样本国股市当中海外投资者占比,成熟市场一般在20%-60%之间,我们是2%不到。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现在金融市场实际上还常的封闭。

  这样一个封闭的状况,不管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讲,还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资本市场使用者角度来讲都是有非常高的成本。我先说一说直接的成本,很直接的就是我们国内投资者因为只能投资于国内的资产市场,所以它得到的风险和收益实际上是很不成比例的,我们就拿咱们大盘股,从92年开始发到现在,平均收益率8%,风险用方差来衡量是60%,如果跟美国同期相比平均收益率也是8%,但是风险是20%,也就是我们相同收益率,投资者承担的风险是美国投资者的3倍,美国投资者假设他投资了美国市场,如果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这个风险还可以更低。而且我刚才只是说金融资产的配置,如果再考虑到我们还有其他的资产,比如自己的工作,我们的房产,前面提到的房地产市场,可以看到这个风险配置的畸形常严重的。当然这样一个与全球资本市场果决的状况,带来的间接资本也常高的,比如企业融资成本和相应的融资风险都会偏高,定价机制不够完善,因为市场的竞争度不够,同时市场本身的成熟和发达程度也都不够。

  如果我们能够尽快,带来益处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对我们投资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带来配置资产的空间,可以降低风险,提高收益。同时由于在投资收益上能够有低风险的、稳定的依靠,这样可以来促进消费,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全民的福利,同时还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等等。这样的一些好处,我就不在这儿详细的罗列。

  当然资本市场的,我现在讲的是资本帐户的,它也是有风险的。前面几年我们也感受到,第一是可能会带来资本的大量外泄,同时也反映了资本外流的这样一个迫切需求。短期资产价格可能下滑,也反映了我们目前资产价格的过高,国内市场风险可能会加大,这个必然带来境内境外资本的流动。这样的流动,如果带来额外的风险,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稳定也会有一些不良影响。

  所以我们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加速资本帐户的,同时又希望风险能够可控。怎么样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径,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一般来讲,我们考虑资本市场实际上有三个层次,比如零级市场,一级市场,最高层次的就是二级市场。通常我们来考虑资本帐户的时候,往往是从零、一、二、这样一个顺序。一开头就讲FDI直接的投资,二级市场往往是在程度比较高的时候才会考虑到。这三个层次上的资本帐户的,它的驱动因素带来的效益以及它的成本都是很不一样,而且是比较复杂的。

  但我今天想提出的一个设想,就是我们在考虑我们资本帐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顺序掉个头,先走二级市场,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允许咱们投资者通过二级市场的渠道能够在海外投资。前面列到了一些好处,我就不说了,而且二级市场相比一级市场、零级市场而言,它首先是最为透明、最为,监管最严,流动性最高,信息最为对称的市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投资者角度来讲这是最有吸引力的。

  具体怎么来做这件事?这里不防提两个简单方案。第一就是所谓的CDR,之所以提,因为现在国内讨论比较热烈,把海外上市的国内企业能够引进到A股市场,以前也讨论过国际股的事,但是我这里提出的是以CDR的形式,比如把海外市场以股指为标的资产的这样一些资产直接引入到国内来,这样的话,就可以使我们国内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当然这样一个方式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它牵扯到资本的净流入和流出。所以另外一个方式,就用衍生产品,用全收益互换或者掉期这样一个设置,可以在不涉及资本流入、流出的前提之下,由国内和海外投资者来进行资产收益的互换,这样的话,立马就可以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同时又不涉及到大量资本的流动。所以这样一些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的工具,可以供我们来借鉴,能够帮助我们推动资本帐户的,尤其是可以从二级市场开始,而不是从一级市场或者零级市场开始。

  最后我想说一点,就是金融风险管理的问题。我们的也好,也好,尤其是在金融体系方面,实际上都是我们没有涉及过的领与,这里面有很大不确定性。这往往也给我们推进带来一定的阻力,因为我们总是有一种的心里。怎么样能够比较有效的来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我觉得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你要看海外的金融市场,咱们就不要说太复杂的,就说证券市场 ,它的复杂性常高的,而且每天都在不断的变化,新的交易策略,新的交易平台,新的产品等等,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系统,要来把握它的风险,所谓系统风险实际上常困难的。尤其是在国外,它好多具体的信息常有限的,所以对整个系统性质的判断相当困难。但是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因为整个监管框架不完全一样,对所有参与者,它的特征,它的交易记录,甚至交易动机都有这样的信息。

  我现在提出来一个构想就是在宏观层面上,把整个市场易者的所有的信息能够汇总起来,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系统性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监管框架,这个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走到世界的前沿。谢谢大家。

  杨燕青:非常感谢王江院长这几个特别好的主意,类似资本市场上的大数据监管,也包括我们股票市场的一些具体径。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有15分钟的茶歇,我可以借5分钟时间,每个嘉宾都是有30秒的回答问题,然后我们就结束。我先问潘行长和徐局长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目前债券市场上有非常多的违约,同时我们看5月份和1-5月份社融数据,都下降了,大家觉得这个市场特别紧,请你们用一句话来回答,你们觉得货币政策和货币市场的度是不是对债券市场的紧发挥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货币政策是要松一点点吗?面对我们债券市场这个大的风险,这个问题特别长。您觉得货币政策应该松一点还是不应该松一点?

  杨燕青:我们明天再给潘行长办一个论坛,杨主任马上就走了,能不能请你和田董飞快回答一个问题,空置率的数据究竟是多少,你们两位比一下可以吗?

  田国立: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这是我们现在新的宣传,还有长租即长住,长住即安居,空置率我也不敢说。

  徐忠:货币政策承受了太多之重,就是说你给货币政策承受了太多的功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给我们创造良好的,我们要推动的是财税体制,是其他的一些。

  杨燕青:非常感谢,王院长您能不能让您挑目前证监会推出CDR方案里面,问题最大的一点?您能给出来吗?中国证监会推出的CDR方案。

  潘功胜:刚才你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民银行我们一直在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现在我们也是按照这样一个原则在把握,关键问题是要处理好它的节奏和力度。第二个问题关于债券市场的问题,今年以来债券市场发行的规模和去年比大幅度上升,债券市场发行的利率下降,债券市场信用的处分度上升。我觉得这些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从4月份以来,债券市场的违约频次有所上升。但是它和2016年比,和2017年比,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一次的违约有多么的异常。

  潘功胜:从我管的那一天开始我都很担忧。做一个概念化的回答可能很难满足在座各位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寻求,我觉得债券市场的违约的现象,现在的违约率0.39,银行不良率是1.9几,但是因为债券市场非常透明。一旦违约,不断炒作。

  杨燕青:我问一下外国嘉宾,回答是或者否,用一个词来回答一下。Megan你认为我们加密货币是不是很呢?

  杨燕青:Lars P.HANSEN教授你能不能讲一下全球市场或者中国金融市场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Jeffrey M.LACKER:我同意他的看法。(全文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